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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服定做”权力的衣着 人人都有制服癖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5-08-14 08:44:46    文字:【】【】【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统一着装,提升企业形象,突显企业文化”已愈来愈被众多的企业所重视。
  权力的衣着
  在有关制服的论述之中,也许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提供了最精彩的演绎:在《猫鼠游戏》(Catch Me if You Can )中,这位帅得不太靠谱的男孩在每次行骗之前,都不忘换上一身真正的职业制服,医生、警察、保安、律师、飞行员、银行家……凡是你能想到的可靠职业,基本上都被他冒充了个遍。在这里,制服不仅仅标示身份,告诉人们穿着者的性别、阶层、社会地位等,更是利用这种人们对这种制服语系的解读进行伪装、遮掩,甚至欺骗。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国王让他的传令官穿着极其华丽繁复的制服,令其与贵族和资产阶级谈判,以此告知对方:看见我的衣服便知是我。如果一位身体孱弱的人穿着惹人注目的军装出现在春节探亲的中巴车上时,小偷和强盗往往对他会有所忌惮。他身上的军装像是具有某种魔力的保护罩,令其在面对一个混乱、无常的世界时感到安全,同时它也带来了假象。那些站在高档别墅区的门口的保安,往往穿着酷似五星上将的制服,这似乎是另一种狐假虎威。而在富士康的打工者中,穿着保安制服和穿着普通工作服的人,往往隶属于权力的不同阶层,虽然他们可能都来自同一个村子,住在同一间宿舍。
  制服诱惑
  在一则关于“天上人间”的新闻中,色情场所的从业人员赫然穿着“07式”军装在表演节目。如今,以权力示人的制服,在大众流行文化中却往往被暧昧地指向与性有关的幻想之中,甚至流行着一股被称之为“制服控”(Uniform Fetishism)的亚文化潮流,他们在对于B级电影《海扁王》(Kick-Ass )的狂热中无不痛心疾首地表示:“唯一遗憾的就是Loli没有穿制服”。在“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里,当《红色娘子军》中一排排穿着紧身军装的女兵们抬起大腿,跳着豪迈的大劈叉时,在今天看来,其效果就像是红磨坊中的舞女齐刷刷抬起一条条性感的玉腿。就连彼时影视剧里一袭国民党制服的军统女特务,亦曾是众多男性心目中“最像女人的女人”。因制服而引起的性幻想,更是在日本色情文化中得到无以复加的发挥,AV女优最惯常表演的角色,大多是身着水手式学生装(sera fuku)的女学生、白衣白帽的女护士、穿着一步裙系着小方巾的空中小姐,以及一本正经的女警、女教师、女兵等。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中,陈冲在医生的白大褂下摇曳着风韵犹存的身体,而张柏芝则在“艳照门”的照片上斜戴警帽,拉扯警服,姿势撩人。即便是经典韩国影片《八月照相馆》,在一些制服控的人看来,那也是“一个患有绝症的男人和制服女人的有始无终的爱情故事”。他解释道:“女主角是一个交通巡警,就是在小车里记录违章停车的那种,天天穿着制服,制服诱惑啊!”接下来,他还解释道:“其实所谓的制服诱惑就是两点:第一,当所有人都穿成一样,一个真正的美人就会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艳光四射;第二,如果她每天都穿着制服,有一天不穿它时,就有耳目一新的美。”
  社会的分层,或分工
  制服的变迁犹如一部图像化的人类职业史,记录着复杂的社会变革。早期人类职业,除了宗教、军队、政治体系及少数服务性质的工作(如家庭侍仆)外,多不需制服。因为那些工作并不是公众性质的,人们活动在家庭之间或手工作坊等小范围社会关系中,没有穿着制服的必要,制服主要以官服的形式出现。其中一个有趣的形象是信使(中国古代称驿丞):在封建时代,平民无权享受他们提供的服务。
  现代性的制服之真正涌现,与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关,尤其是工业革命。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创造了“社会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ur)”这个词,倡导利用社会分工来加速经济发展,这种观念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新结构。工业革命带来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也造就了各色职业,由此造就出形形色色的现代制服。制造业之外,新生工作种类像蘑菇一样大片破土而出,人们被分成各种小群体,去从事某项专门的事情,来提升社会效率。工业革命后(通常指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人们从传统的家庭式劳动中走了出来,忙着去找一份工作——去做一份可能跟自己家庭毫不相干的工作来养活家庭。卓别林用电影《摩登时代》刻画了新时代的社会生活状态:看不清面孔的人群像被饲养的猪一样涌出地铁,流向工厂。工厂,还仅是社会分工在工业时代骤变的现象之一。
  相互衍化的未来
  “在日本,除了处在社会底层的木工之外,人人都穿制服”。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曾讲到一位游客对战后日本所作的描述,“年轻亢奋、雄心勃勃的商人穿上必须的黑西装和白衬衣,系着为形象增色的领带。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司机喜欢戴着白手套。治安警察、导游和电梯操作员穿着类似军服的制服。小男生统一佩戴着黄色的盖帽,肩背过大的背包。”乔治·奥威尔则在小说《一九八四》中所虚构的“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极权世界。在那里,人人穿制服算不了什么,可怕的是连思想和生命都被穿着制服,一刻不得解脱。
  然而如今的许多日常服装,其实已经隐藏了制服的影子。除了卡其与迷彩服日渐主流,和平年代,军中的经典制服款式通过好莱坞电影和各种媒体渠道进入民间生活,成了流行和怀旧的“潮物”。Burberry堑壕外套(Trench Coat)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战壕,Gloveralll从英国海军手里买下样式使用权并加以改良的Duffle外套等等。不少国家监狱的理念转换为帮助罪犯重新融入社会,因而废弃了带有羞辱意味的斑马纹囚服,甚至取消囚服,让犯人们在监狱中享有更完整的人格。就连社交女Paris Hilton酒驾出狱后,失去短暂自由的小小痛苦,甚至让她更有理由用囚服时装好好自娱自乐一番,顺便掀起点新的流行。而在女仆主题餐厅中,身穿法式女仆制服的美女服务员谦恭的称呼客人“主人”,他们的主仆关系却只是一场cosplay,里面有游戏、娱乐、时尚、商业动机,独不见了阶级等级。虽然人们还是会透过制服捕捉“体面”、“权势”之类的元素,不过在信息流量巨大的开放社会中,一切权威都有可能被被消解,成为民众的生活调剂。
  曾经被视为“僵化”的制服,与被认为“变化”的时装之间那泾渭分明的界线,如今已经日渐模糊:时装设计师往往轻松自如地在新一季的系列中大量挪用制服语言;而制服背后的无名设计师们则被客户要求:帮我们设计一款有时尚感、漂亮的制服! 除了特殊的专业性、统一性和强制性穿着外,大量制服与普通服装在外观上的界限逐渐模糊。科医生带着各色hip hop式头巾去做外科手术;理发店再寻不到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师傅,他们风情万种地代言了一种城市流行;时装品牌例外和江南布衣的店员比大部分顾客穿得有范儿,才更加激发人们的购买欲……“继航空公司纷纷邀请时装设计师为其设计制服之后,酒店也开始加入这一潮流”,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Josh Sims如此说道。显然,模板化的僵硬制服,已经过时了。
  梦幻终结者
  1899年,英国军队为了钻石和黄金不远万里来到南非,他们与当地的荷兰人后裔布尔人展开了激战。英军人多势众,布尔人兵少力微,双方兵力对比5:1,英国人原以为这是一场轻而易举的战争。出人意料的是,在南非森林和热带草原郁郁葱葱的一片绿色之中,英军猩红色的上衣格外醒目,成了布尔人一打一个准的活靶子。而聪明的布尔人却将自己的服装和枪炮都改成绿色,隐藏在密林丛中,采用游击战,将英军打得措手不及。虽然英军最终取得了英布战争的胜利,却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在南非作战的15万英军,先后有9万人死于布尔人的突击和狙击手的射伤。从此之后,英国军队将军服换成了卡其色,各国也开始纷纷效仿。就此,几个世纪以来,军服繁花似锦的华丽时代也跟着结束了,军服从此进入朴素的绿色时代。
  比起讲求实用的英国人,换军服对于爱美的法国人来说,无疑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直到一战前的1912年,法国人还穿着1830年代的红军帽、深蓝上衣、红长裤。法国陆军部长梅西米在巴尔干前线观战时,注意到保加利亚人因为军服颜色的暗淡而受益匪浅,他回国之后便决心改革法国军服,他提出将军服改成从头到脚一致的蓝灰色或青灰色,结果,招来一片气势汹汹的抗议之声。有人说,让法军穿上不光彩的泥巴一样颜色的军服,简直是动摇军心,有损法军威望。前陆军部长更是振振有词:“取消红裤子,绝对不行!红裤子便是法兰西!”后来,直到法军在一战初期因显眼的军服挨了不少枪子儿,才在1914年的年底换上了蓝灰色军服。当然,法国拿破仑时代军服的华丽与耀眼,可能是现今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这也难怪他们不愿脱下旧日的军服。当时,一个普通法国步兵的全部服装要花费200~250法郎,一个近卫猎骑兵配齐全套行头共需花费951法郎,至于装备有盔甲保护的重骑兵,更高达2000法郎!以一个掷弹骑兵的日常装备来说,上装通常包括白色衬衣和深蓝色外套,下装一般为浅黄色马裤、高筒靴,还有一些随身配件。最有趣的当数他们戴着的熊皮帽,本来掷弹骑兵就因为身材魁梧高大被称为“高跟鞋”,再带上一顶一英尺高的黑色熊皮帽,让他们看起来几乎如众神,足以令敌人闻风丧胆。从实用性来说,熊皮帽比双角帽(bicorne)更能防护军刀的砍击,也比平顶高筒军帽(shako)更难被劈开,此外还拥有比头盔更好的衬垫材料,戴起来十分舒适。但制作一顶一英尺高的熊皮帽,却价格不菲,通常需要一头甚至两头黑熊的皮。所以,法国到了19世纪,除了在一些特殊的仪式、军乐场合之外,基本已经不再使用熊皮帽,之后更是以非常简便、朴实的圆筒军帽(kepi)完全替代了熊皮帽。倒是英国人对熊皮帽矢志不渝,情有独钟,1815年,为了庆祝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法国拿破仑卫队,英国士兵首次获许戴上熊皮帽,直到1902年引入卡其色军服之后才在战争中废止,但作为国家荣誉的象征,至今依然保留在英国皇家卫队的头上。
  集体政治的春药
  几乎是在一战前后不久的一夜之间,各国军服集体进入绿色、卡其色时代。除了英法,普鲁士军队、美国军队也相继在1914年至1916年间将军服由鲜艳的蓝色改成绿野灰或卡其色。而随着远射程武器和高威力大炮的使用,很多士兵带着19世纪那种皮质的漂亮帽子,经常被炮弹的碎片伤及头部,一战各国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几乎同时发明了各自的金属头盔,法国人于1915年发明了亚德里安式头盔、英国于1917年发明了布罗迪式头盔,用以替代皮质圆筒军帽,德国于1916年发明了M1916式钢盔替代了皮革尖顶帽,这些头盔在后来的二战中得到进一步改良,但在一战时已基本具备今天的样式。
  军服从来不单单属于军人,尤其当整个德国纳粹的复仇计划处在如火如荼的酝酿之中时,军服无异于一剂迷人的春药。当希特勒让设计师为党卫军、冲锋队设计军服时,就下过特别的命令:德国士兵穿戴的须是世界各国军服中最漂亮、最威风的。事实证明,德国军服是成功的,它合身的剪裁、硬朗而宽阔的肩线、精工细作的细节,塑造出男性英挺的气质,具有古希腊雕塑般的美感,也将人们重新带回那并不久远的普鲁士帝国的强盛记忆之中。被称为盖世太保的希来姆在年轻的时候,在还没有弄明白什么是纳粹之前,就凭着对这身军服的向往,懵懵懂懂地参加了纳粹党。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一书中,有人就曾这样回忆,“我们十分骄傲,姑娘们十分羡慕我们,谁要是被批准穿上这套少年队(注:希特勒少年队)制服,谁就感到被接到了穿制服的人们团队中——为伟大的事业时刻准备着!”
  英雄的胜利服
  尽管二战德国军服设计出色,但他的影响力最多只限于军队内部。在军装的世界之外,德国军服的影响力,就算是存在,也几乎是隐蔽的。不会有服装设计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自己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德国军服。除非你是故意与社会的主流对着干,就像1960年代英国的朋克青年,曾公然在自己的装扮中使用纳粹的“卐”字符,但他们并非纳粹分子,不过是借此发泄对战后生活的不满罢了。这让人想起,Hugo Boss创始人Hugo Ferdinand Boss的一段往事,这位生活在1886年德国斯图加特以南一个小镇上的职业裁缝,开始以生产雨衣、工作服和制服起家。数年之后,因德国经济萧条,Hugo Boss陷入破产。1931年,命运给了Hugo Boss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在一次纳粹党举办地舞会上幸运地接到了为纳粹军队生产制服的订单。此后10余年中,Hugo Boss专为德国突击队和德国政治军事组织生产制服,而且专门供应纳粹少年团的全套装备。二战结束后,Hugo Boss因为和纳粹渊源颇深被列为“第三帝国的投机倒把者”,他被剥夺了投票权,并处以80,000马克的罚款。
  巴顿将军是美军中出了名的最重视仪表的将军之一,他就喜欢头戴闪闪发亮的头盔,身穿镀金纽扣的军服,外加一件加长款的B3夹克。在1944年的冬天,美军正是靠着这件夹克在没有加热设备、华氏零下60度的冰点温度环境中执行空勤任务。在巴顿将军的指挥之下,飞行员穿上这件全部以羊羔皮制成,拥有大毛领,衣服的袖口和下摆都有外翻的毛边的暖和和的衣服,只用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阿登之战”。从此,B3飞行皮夹克就永远的与二战的空中英雄们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直到现在,B3夹克,仍然是非常流行的一款夹克。
脚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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